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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本期节目主播阿图。
在这个举家团圆的日子里,阿图要把这一期的节目送给所有期盼回家的游子。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台湾作家王文华的一篇文章,回家。
离家七年后,我回到台湾,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未远离。
家还是像从前一样,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家人没有太大的改变。
有时无话不讲,有时要小心轻放。
清明节,我们去爸爸墓前,妈妈、哥哥和大嫂布置鲜花和水果。
我和六岁的侄子拔两边的杂草。
为什么要拔草呢?侄子问。
因为这是爷爷的家啊,就像我们的家一样,如果地上有脏东西,当然要清理干净了。
我们上香,烧纸钱,货灭了之后,妈妈从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小包裹,像包着中药材。
我注意看,上面是潦草的毛笔字迹,我只看出风乐正三个字。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是老家来的东西。
家,对我来说是个疏远的概念,回家的路总比离家的路漫长。
小时候,爸妈把我们送进管教严格的私立小学,我们住在民生社区,却要到景美新龙路去上学。
那九年,唯一的感觉是,为什么我家住得这么远?
每天早上,我坐车从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再换253路到新龙路。
03:06
有时候起晚了,爸爸得开车送我,再赶去上班,最后总是迟到。
有一天起晚,被爸爸说了一顿,我一气之下大吼,
甩了门去坐公车。
那天下大雨,车特别急,摇晃到清真寺,我快要吐出来。
公车停下,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雾气擦掉,我竟看到爸爸的车停在车站旁。
他的雨刷快速转动,两边的刹车灯焦急地闪烁,
他身子向前倚,撑着方向盘,睁大眼睛注意来往的公车。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我从来没有问爸爸在那里等了多久。
那个早晨,我的家在清真寺,我宁愿跟陌生人挤在公车上,不愿回家。
上高中后参加社团,每天七点出门,十一点回家。
上大学后把户籍迁出台北,为了申请六人一间又脏又臭的宿舍。
自以为长大了,就觉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
学校拱门长廊,图书馆有浩瀚的典籍,家里只有蟑螂和生锈的热水器。
学校有校园美女,女医社的门口种着禁果,
家里只有发福的阿姨和没有收好的麻将桌。
家,就像饭店,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早上离家时,可以拿妈妈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钱。
当兵是第一次真正离家,常年在家中得到的纵容和尊重瞬间消失。
以前一回家就关门,现在睡觉时可以听到一百多种不同的打呼声。
以前是爸妈叫你起床,现在是你站完卫兵去叫排长,第一次感到家的可贵。
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晚上洗澡时间,蓝色公用电话钱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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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你气得想拿刺刀把它分尸了。
一礼拜一次我们收到家书,一个月一次和家人坐在营区的大树。
我不再是大少爷了,我是空军的新兵,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失眠到天明。
出国念书的那晚,我和爸妈在机场告别,什么时候再见面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在早上到达旧金山,朋友接我到学校,我领了钥匙搬进宿舍,坐在自己的房间开着窗。
外面是茂盛的树和灿烂的加州阳光,我终于到了天堂,但那一刻,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慌张,有一些东西不见了。
我们虽然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找回它,但其实都在隔靴搔痒。
在国外,台湾学生遵循着农历,想尽各种方式联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我们租下校内的活动中心举办舞会和卡拉OK,记在同学家里麻将打到筋疲力尽。
我们包粽子,形状和馅都推陈出新,开国师论坛有人故意要讲台语。
因为寂寞,爱情也变得容易,离家的我们睡不安稳,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别人的体温,第一封家书在我开学后一个礼拜寄到。
爸爸在信中叮嘱我,出门在外是一大注意事项。
一,开车上路前先检查汽油和水箱水量是否足够。
四,休息与睡眠要充足,熬夜对身体不好。
我在史丹佛读MBA,爸爸担心我的车忘了加水。
我的GMAT考得比谁都高,但爸爸担心我不懂身体健康的重要。
半年后,妈妈来看我,哎,你早餐都吃什么呀,她问,哦,我会煎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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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冰箱冷冻柜中拿出超级市场买来的葱油饼,丢到平底锅中,上面打一个蛋。
她摇摇头,哎呀,你呀,你至少要学会做红烧牛肉,这样可以吃牛肉面。
临走前,她煮了一大锅,够我,以及我在美国所有认识的人吃一个礼拜。
她把做法一条一条地写在纸上,一,牛肉切成块状,二,把姜打碎,三,葱切成长段,四,胡萝卜切成块状,要削皮。
泱泱洒洒,也写了十一条。
儿子自己住半年了,妈妈挂念的还是,她会不会不知道胡萝卜要削皮呀。
后来,我当然从来没去做过红烧牛肉,但当我感受到课业压力时,我总在心中默念,要削皮,要削皮。
那三个字成了我的大悲咒,念着念着,我平静下来。
对留学生来说,回台湾表示你没有办法,没有人毕业后要立刻回去,大家都想拿绿卡。
为了留下来,我们愿意低头,去华人的公司做大材小用的工作。
为了打进美国人的生活,有些留学生甚至刻意不和台湾人交往,甚至以此为荣。
但我们虽然一心一意想移民,孤单时哼的还是,听,还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朋友来美国玩,最渴望他带来的台湾最新版的CD。
我们开老远的车去买世界日报,只是想知道台湾两三天前的消息。
住在校外的同学接Cable,看得到台湾的电视新闻,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我们竟欢呼起来。
美国幸福得让人觉得虚幻,但你永远只能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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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又脏又乱,但至少还有东森主播王家婉,出国后搬家成了常态,到了最后不常用的东西干脆放在箱子里不拿出来。
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年,1994年纽约,95年东京,96年佛罗里达。
在东京,公司在繁华的六本木帮我安排一间公寓,刚搬进去的那晚,坐在客厅里看到远方大楼顶端的霓虹灯,
听着主持人兴奋的日文,我的胸口很闷。
在佛罗里达,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海滩帮我找到豪宅,我在四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不知道该睡哪里。
回到纽约,周末下午在大楼的地下室注视着烘干机里滚动的衣服,烘完后我拿出衣服,发现内衣还是台湾带来的。
我离家好远,整整差了12个小时,但令我激动的竟然只是内衣上的标签。
离家七年后,我回到台湾,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未远离。
家还是像从前一样,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
家人没有太大的改变,有时无话不讲,有时要小心轻放。
妈妈有时会来我住的地方帮我烧开水,对于长大的儿子,这是他少数还能做的事。
妈妈烧水时,习惯把水壶里剩的一点点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再把壶装满生水去烧。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把剩下的水倒在杯子里?
她说,因为烧开的水很烫,几小时之后才能喝,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先喝前一壶的冷水。
那时,我终于了解,家不是一个特定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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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方,当家人对你表现出细心、体贴、没必要的担心和无心的贬义时,那就是家。
他可以在清真寺,可以在民生社区,可以在台湾,可以在美国,可以在冷水和蛋饼之间,也可以在那碗你永远没有做的牛肉面。
清明节那天,当我们要离开爸爸的墓地时,妈妈打开了手上红色的包裹,里面竟然是稀疏的泥土。
她走到棺木上方的草地,一搓一搓,把包裹里的泥土撒在草地上。
我回老家去了,带回来一些家乡的土,撒在这儿,就等于回家了一样。
我走上前去,拍着妈妈的肩,她说,这些土撒在这里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原本以为闷在包裹里那么久,土一定变黑了,没想到老家的土和这里的土其实都一样。
那些土离开妈妈的手,落在地上,着在风中,就再也看不见了。
那一刻,我,曾经住过那么多地方的我,没有人在提醒熬夜对身体不好的我,在热水台烫时总有一杯冷水可喝的我,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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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刊登在2003年5月的《人和早报》上,和作者的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海外留学生日子已不再那么辛苦,这是阿图在美国过的第四个春节。
在这边,每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也会呼朋唤友地聚在一起,把电脑接在电视机上,从网络上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们中的一些,曾经是那么不情愿地和父母一起看春晚,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仪式。
看的是什么节目,已经不重要,只是想在这个时间,找回一点家的感觉吧。
然后,就过三旬,大家重复最多的话题便是,明年,一定要回家过年。
感谢王文华的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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