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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涛,这一期继续与您分享于丘宇散文连载作品《一个王朝的背影》。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里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九九五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舍。
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辩解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角逐都是负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力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
头发的样式看起来小,却事关其文化生态,结果是否回我衣冠的问题成了一下抗争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达鲁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
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
这些文生另一著名大学者黄宗熙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弑母住宿,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熙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终终老陕西。
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当然也独影追随,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待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留下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认知。
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众道为目的,朝廷举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弘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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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宝举征召的共143人,后来录取了50人,其中有傅山、李勇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个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社人。
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社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的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勇也是如此,受到举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
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严作为代表应召,并送去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
这事件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底处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
与李勇相比,黄宗熙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义有加,多次请他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熙家里,把他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熙也不能不为所动。
与李勇一样,自己出面究竟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熙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黄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
所以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熙、李勇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辩解,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
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熙不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儿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思通、张玉书、王洪旭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史录如实编写,说他书会以文章见长,读修史以直书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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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文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史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
明史后来成了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还留下了几个坚持不认同的问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做吕留良的,在著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做曾静的落地书生看到了,很激动,赶到浙江找到了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清。
这时,康熙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中奇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移,就派人给他写了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的请他起誓。
这事儿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玩笑,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经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中奇身上那都是多少代的事儿了,还想着让他凭借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语和天真就在这儿。
岳中奇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啊,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的报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批阅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经有了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
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付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写了一部《大义诀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赵氏者曾敬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先讲。雍正的《大义诀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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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奇怪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呢?你们所尊重的顺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损于他们的圣德了吗?
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圣德都加以隐匿和污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屑私愤,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
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人,也可以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力图治也得不到包养,外族君主为之善心也会因此而懈怠,受苦的还不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指的是外族,而且他也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
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些毛病,继位后把大义绝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的曾敬等人,开始大行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
来的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的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鲁湖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
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也倒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诚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他在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什么想头了。
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经不想做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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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避暑山庄,他来的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显,亲自狩猎的猎物也极为可观。
但他主要心思还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华夏圣君。
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颇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境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需要反复那么多次,需要这样强横的对待邻居们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的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种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
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住,在下令编译部纵揽全部典籍的四股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
乾隆不断的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诗宋词里描绘的意境,而他则一直等到时间卸任成为临夏人,在此度过余生。
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玉诗表达这种自得的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稍懂历史的你可以知道,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了。
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的仗,消耗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珅又把国力糟蹋到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已忍的避暑山庄内已经灭绝。
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浸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之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边缘口或陶醉或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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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7月14号,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宴舞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
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周口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户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
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夷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
信里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赤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持土具规板级,江车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化界分江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航之势,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约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允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准做教,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等等。
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
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
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全是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
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生言辞,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顺耳,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